前言

辽朝以“用武立国”，骑兵是其南下、东征、西讨的重要军事力量。这些骑兵的战马主要是一种小头细颈的“契丹马”，精锐部队才配备有部分高头大马。

一、辽朝马的起源、来源和种系

辽朝的马不是由本土野马驯化而来的，其最早起源也应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通过中亚地区扩散至东亚地区。

这些马在东亚有两种流向：一种为深入中原地区，形成中原地区所特有的马；一种流向草原地区，经过北方游牧民族多代次的繁育，已经完全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这种马自然是辽朝的起源。

辽朝大规模的养马业起源于太祖时期，这些牧场除为政府提供日常所需的马外，往往还需要提供优良的战马。

通过对于不同来源的马种进行杂交，往往可以得到最优良的马种，用以提高骑兵的战斗力。因此，辽朝除本土地区所培育的马种外，还常通过交易、掠夺、朝贡等多种途径对马进行收集。

辽朝建立后，契丹人除通过本土所培育的契丹马外，还通过征服其他民族、交易、掠夺、朝贡等多种方式收集有大量马的种系。

辽朝通过交易、进贡和掠夺等方式，使许多外国马也成为辽朝马的组成部分。

辽朝虽然通过交易、进贡和掠夺等方式收集到了国外马的种系，因国外马种的数量较少，并不足以在本国进行大规模的繁育。因此，辽朝境内并没有大规模的使用这些国外马种系，但是通过对外国马种非针对性的收集，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辽朝马种系的多样性。

二、多民族交融下的辽朝养马技术

北方游牧民族早在匈奴时就有繁荣的养马业，故匈奴之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应掌握了一定的养马技术，如放牧、配种、管理、防病治病以及马皮制品的制作等。

这些技术，后经不断的完善发展，至辽朝，经过多个民族养马技术的交融，形成出辽朝的养马技术。这其中尤以契丹人和汉人的养马技术最具特点。辽人正是通过对不同民族的马进行杂交、改良，最终形成出独具特色的“辽马”。

对于契丹人来说，所谓的管理方法属马佩饰，特指通过结合马自身的特性，通过一定方法，对马进行管理，从而有效率的治理马群。契丹人已能充分利用马的合群性，对马进行管理。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采取在牲畜身上烙印记的方法来标明所有权，以方便对牲畜进行管理。

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给牲畜烙印记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为游牧文化的重要内容。

马的集中放牧就是经过统一规划，把马集中起来，组成规模不等的马群进行放牧。这种方式适合品系相同，马群数量较多，且牧地较为空旷的地区。

品系相同，指的是选取相同品种的马进行放牧，这样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相似，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在辽朝，除了国家拥有大面积的草场外，皇帝直辖的诸宫卫和部族也有大面积的草场，因此国家、诸宫卫和部族的马基本上都是采取集中放牧的方式。

辽朝幅员辽阔，境内有草原、沙地和丘陵地区，适合养殖马、牛、羊、骆驼等食草牲畜。

由于各类牲畜对环境和牧草有不同的要求，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牲畜的习性，合理地利用草场。契丹人对草场利用的主要有方式为是轮牧。这种放牧方式没有固定的放牧地点，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移动，已达到对草原的合理利用。

辽境内汉人主要集中在幽云十六州地区，这个地区在五代时期地处契丹人等少数民族与中原汉地的交界处，马的管理方式易受到游牧式养马方式的影响，但其主要的管理方法，仍使用的是中原地区所特有的养马技术。

地处辽境的汉人，主要实行的是农业生产，因而畜牧业的地位远不如农业生产。这是因为汉人大多过着定居式的农耕生活，而畜牧业则需要广袤的草场繁育马牛羊驼等畜群。在这种情况下，因群牧数量较少，多进行组群放牧。

这种牧养方式可称为跟群放牧，即对牲畜的行进方向及距离进行控制，夜晚归牧定居处。

在地处大片草场的农耕地区，则需要使用围栏等障碍对马进行圈放，这样可以保证马群不会在寻找食物中走到远离定居点的地方，还可以规划、控制马的食草区域，使用这种方法放牧马，可以达到对草场的合理利用。

三、辽朝的骑射习俗

战马，是指在对马经过人为的特殊训练后，在人为的控制下可以进行冲锋、翻阅障碍、变速和转向，以满足专门的军事需要。

战斗时，经过一定训练的马，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行动，提高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对比没有经过训练的家马，可以更加容易的受到骑手的指挥，而不会出现害怕、紧张和失控的情况。

对于大规模使用马进行战斗的游牧民族，在经过对马的精心挑选后，如何高效的对马进行训练，是一种必须要适用的技能。

契丹人所生活的“大漠之间，多寒多风”，在“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纵马于野，驰兵于民”的生活下，契丹人自然养成了精湛的骑射技术。

辽朝建国后，契丹皇帝仍然保持着“四时捺钵”的迁徙渔猎传统，这是因为契丹人已经把骑射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由此演变出一系列用于军事训练的娱乐项目。

契丹人除在狩猎中练习骑射，在祭祀礼仪、体育活动和日常节日等活动中，也有骑射活动。

契丹人认为许多自然现象，诸如风、雨、雷、电等，都与神灵有关，故在自然灾害来临时，都要进行祭祀。在这些祭祀中，常进行瑟瑟仪、射鬼箭、勘箭仪等活动。

辽朝马具精美，其中精美的马具大多为金银配饰。通过对唐代的配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辽朝的配饰和唐代的配饰承继承关系。这是因为生活在辽境的汉人工匠，其制作工艺继承自唐代。

四、马在辽朝的社会地位及其对辽朝统治的影响

辽朝军队以骑兵为主，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竞技等体育活动上，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宗教文化上，马也留下了深深地印迹。马在军事上的独特作用使其地位超过牛、羊、骆驼，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辽朝的兴衰。

在竞技等体育活动方面，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契丹是游牧民族，很多竞技类的体育活动与马密不可分。契丹人在击鞠、射柳、上巳节射兔等竞技娱乐活动中均骑马进行，有时皇帝还亲自参加。

契丹人对于马的使用，主要在于利用其移动性，对草原进行有效治理和发动战争。这种属性使得马的社会地位与辽朝的统治密切相关，随着马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辽朝也随之走向衰亡，女真人逐渐取代了契丹人，在北方建立起了新的政权。

辽朝前期虽然畜牧业受到农业的冲击，但因军事的需要，辽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养马业，使得这个时期的养马业在辽朝经历了初创——过渡——鼎盛的三个阶段。

辽朝中期，特指辽兴宗和辽道宗时期。在辽朝中期，因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与北宋的战争告一段落，马的社会地位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辽朝后期，特指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统治时期。这个时期马的社会地位因与金朝的战争有所上升，但由于马政多年的懈怠，使得马的数量远满足不了对金战争的需要，最终辽朝在多种因素交汇作用下被金朝所灭。

由于辽朝“以武立国”，骑兵是辽朝前期的主力部队，马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专门设立了群牧进行牧养和训练。

随着“澶渊之盟”后辽宋之间实现百年和平和农业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契丹统治者开始越来越重视农业发展，出现了农业用地挤占牧地属马佩饰，导致畜牧业发展萎缩，群牧制度崩坏，战马失于牧养和训练。

在这种趋势下，辽军的兵种组成、作战方式、后勤补给等也都随之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马在辽朝的作用和社会地位降低，以至于在辽末与金兵的作战中，由辽前期以骑兵为主变成了以步兵成为主。

本来闻名天下的契丹骑兵战斗力急剧下降，在女真骑兵面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战马“损十六七”，无法及时补充，最终走上了覆亡之路。可以说，辽朝的兴亡与马有重要的关系，其兴马也，其亡亦马也。

总结

马是游牧民族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牲畜之一，也是游牧民族得以长时间、大范围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

在辽朝，马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契丹皇帝通过赏赐马来表现对臣子、部族与邻国的重视。在经济、文化和体育竞技方面，随处可见马的影子。

尽管马在辽朝十分重要，但其社会地位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辽朝早期因军事征服的需要，马的社会地位呈现上升的趋势。辽中后期，随着汉化的深入和对中原政策的转变，养马业开始呈现衰落的趋势，最终影响了辽朝的灭亡。

女真人在灭亡辽朝后，承袭了辽朝的群牧制度，同时也继承了辽朝的畜牧技术，使金朝的畜牧业出现了繁荣景象。金朝灭亡后，元朝尽取金人的故地，继承了宋、金遗业故规，牧马区域甚广。

在技术上，继续使用自夏至冬逐水草生活，至冬回本处的生活方式。因此辽朝的养马业在中国古代的养马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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