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屯溪隆阜村一个戴氏平民家庭诞生了个男婴
2023-05-22 14:05
明清时代是徽州商人徽州商贸兴盛辉煌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期的徽州屯溪隆阜是新安江上游——渐江边一个比较热闹繁荣的商业码头。
1723年寒冬腊月的一天，徽州屯溪隆阜村一个戴氏平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
这个男婴出生那天，竟然雷声滚滚，震天动地，其父亲戴弁于是应景将这男婴起名为“戴震”。按徽州民间传统习俗和思想，这与《周易·说卦传》“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的说法颇为吻合。
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区黎阳镇隆阜村）人。史载:长大后的戴震修干轩伟，体貌厚重，强识锋辩，声如洪钟。平生无多嗜好，惟喜读书。
隆阜戴氏始祖、戴震远祖戴安曾官至唐代的银青光禄大夫，并署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然而，此后的戴震所隶属的隆阜戴氏支系直到戴震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没有出过高官仕宦，也没出过大豪绅，这在崇拜官权和金钱的社会，戴震家族给人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印象。
戴震的祖父戴宁仁(后“祖以孙显”，赠为“文林郎”)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普通百姓，“家极贫，无以为业”，只得做一名小商小贩，以此谋食，然而赚的钱都难以养家糊口。戴震的祖母程氏是一位贤淑的徽州女子，很早就去世了。
戴震的父亲戴弁（1699—1779，后“父以子贵”，赠“文林郎”。曾主持撰修过戴氏族谱)同样是没啥文化程度，只是一名贩布的行商，“经营布业于江西之南丰，家寒素，无力购置资本，多向族人假借”，本小利微，奔波终日，仅可糊口而已。
戴震的父亲戴弁年轻时随他父亲戴宁仁卖过两次布，跑过两趟江西，受大族宗长房的欺压，领不到祠堂学米，从此不得入学，断送了科举考试前程。
商人在古代的地位十分低，诸多行业中排在末尾，比靠天吃饭的农民更加不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己为了生计行商，却并不想自己的后代也是如此。
过了几年，戴震年龄大点儿的时候，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自家附近的一所私塾学习。喜欢学习的戴震，总算有了学习的机会，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学习也非常刻苦，并且勤学好问，善于独立思考。
由于家庭生活过于困难，戴震十七八岁时，家庭已经无力再供养他继续读书。为了生存，戴震不得不含泪放弃学业，跟随父亲戴弁到江西、福建、江苏南京等地经商谋食，开始了贩负千里、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
戴震虽然不能继续在私塾学习，但是他坚持自学，甚至在做小商贩的行途中，都带着学习的书籍，只要一有机会就拿起书本，边走边看，边读边记。往往出门做一回生意，他就要背诵数页书。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对《十三经注疏》了如指掌。
明清时期的徽商善于经营，富甲一方，经商致富、腰缠万贯者比比皆是。可戴震的父亲戴弁家贫，缺少资本，只能帮族中人往江西南丰卖布。
戴震跟随父亲客居江西南丰，经营布匹生意。年青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旅之往来周易起名商贸公司，殊非易事”的滋味。
当时，江西南丰的布匹生意似乎不好做，戴震又不得不前往距离南丰不远的福建邵武教授孩童读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戴震一边教授孩子课业，一边自已发愤努力读书。经过几年在底层四方经商教书生涯，戴震对社会底层民生隐曲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与同情。
20岁时，戴震从江西南丰回到徽州休宁隆阜。此时，戴震通过自学已经学问大进，气象不凡，同乡的老先生程恂（字中允）一见大喜，爱重欣赏有加，程恂见过许多各色人等，但觉得戴震非池中之物，称戴震为“载道器”，就是有大抱负大学问，“巍科硕辅，诚不足言”，就是说，以戴震的水平，中科举，做大官不在话下。这一时期，同里程恂对他非常器重。
戴弁希望儿子能走读书中举的道路，曾携戴震前往江苏江宁拜见号称“时文（八股文）大家”的同族人戴瀚。
戴瀚与戴震一接谈，就知道戴震的治学思路与学问根底，大为惊叹，“当世无此人”，表示自己教不了戴震。
戴震从南京回来的路上，又去浙江淳安方楘如先生执教的紫阳书院。方楘如先生学问深厚，一见戴震的文章，也大为折服，并自叹不如。
在紫阳书院，戴震还结识了前来讲学的婺源江永，江永精通三礼，旁通天文，地理，算学及声韵等，戴震一见倾心，取平日所学就正。
戴震与江永在紫阳书院相聚的时间有限，二人更多的交往，全赖歙县西溪富商汪梧凤的支持与成全。
汪梧凤（1726-1773），字在湘，歙县西溪人，以经商致富，其人识度非凡，喜欢扶持学术事业。
江永、戴震二人不事产业，致力学术，为乡俗所怪，汪梧凤把二人接到自家的“不疏园”居住，免费提供食宿，并斥资千金购置图书，招引其他好学之士来此游学讲论。一时豪俊如程瑶田、方晞原、郑牧、汪肇龙、金榜等六七人，俱来向江永求学问难，与戴震成为“同学好友”。
与戴震交往密切的程瑶田、汪梧风、程晋芳等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汪肇龙、吴绍泽等也多出身于商贾学徒，戴震和他们为友，因此，熟知徽州商人的情况，了解徽州商人的愿望和追求。
隆阜戴氏族巨支众，而戴震这一支因无官宦背景，又无富豪支撑，所以在族中地位不高，颇受压制，但戴震祖坟所在地乃风水宝地——在茅山桥南，遥望山势周易起名商贸公司，如书架层叠，青鸟家谓为万架书箱，主子孙著作等身，血食万代。
于是，戴氏家族中掌权的豪绅贵族想侵占戴震家这块祖坟地之后，卖给程致堂的从兄弟。33岁的戴震到县衙里提起诉讼，状告族内豪绅侵占自己的祖产。反被族内豪绅用银钱贿赂县令，勾结一起致罪。为了脱身避难，无奈之下，戴震只得仓促北上，逃往京城，避难于京师徽州商人所设的歙县会馆。
后来，戴震又辗转往返于京、晋、淮、扬诸地讲学、应考，大多置身于各地徽商之家或徽商会馆。
如果没有在外徽州商人的大力帮助，那么戴震的讲学和著述都难以进行，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戴震的学术成就，实赖徽州商人哺育而成。
正因为如此，徽州商人的利益和命运在戴震思想上产生了共鸣，戴震哲学的许多精采论述，实际上包括了徽州商人活动的社会背景。
清代中叶，一方面商品经济继续繁荣发展，徽州商人栉风沐雨，艰苦打拼，辛勤创业，打开了局面，执商界之牛耳；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继续实行“重本抑末”的政策，一般商贾不仅社会地位卑微低下，而且常常遭受多方盘剥和勒索，“轮充里役，百金之家，刚磬橐而生计尽”，“贾道之难也，为人上者，又从而病之，民其何以堪命耶？”
客居扬州而以盐业起家的家财万贯、富甲一方的古歙西溪南富商吴养春，竟被阄党昏官诬逼铸成冤死多人的“黄山大狱”，歙县“乡城之人无不切齿”，终于酿成民变，来自歙县、岩寺的万余士民打着“杀部安民”的旗号攻入府城，冲击察署，砸门而入，举火焚烧工部营缮司主事吕下问居住的新建楼房，打死两名妄图阻挠的白役……“黄山大狱”这起冤案，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势力左右着徽州商人商道的兴衰枯荣，在形形色色官吏衙门的巧取豪夺、盘剥勒索中，徽州商人狭缝求生存发展的状况。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从小立志探索治乱之道的戴震，目睹封建统治集团“以理杀人”的无数事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乱之本，鲜不成于上。”
戴震在阐发自己“民本、民富”思想时，大声疾呼“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这是戴震作为徽州商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发出的最强音。从客观上看，这是戴震为徽州商人争取自已政治地位所造的舆论声势。
清代乾嘉时代，虽号称盛世，但实际上其统治集团内部早已开始衰落腐朽，封建大厦风雨飘摇，险象环生。这时兴隆昌盛的徽州商人在经济上繁荣壮大，不甘卑微低下的社会政治地位，必然要求争取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必然要求有自己阶层的理论代言人为其发声。
而徽商故里孕育的戴震哲学思想就顺应这样的社会背景而横空出世，有如天籁之音，惊艳天下，令世人刮目相待。
出身于小商小贩之家的戴震，年轻时自己就充当过小商小贩，此后又长期在徽州商人圈内生活，对徽州商人的思想脉搏和动向他把握得精准，对徽州商人的政治追求和愿望他了解得透彻，对徽州商人的特点他洞察得很明晰。所以，戴震为徽州商人发声，为徽州商人代言，为徽州商人呼吁。
既有血缘之亲又有地缘之近的戴震，准确揭示了产生徽州商人的重要缘由，“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州风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到十六七就要出门做生意”，是因为徽州山多田少，人口稠密，不得不“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所谓“生在徽州，前世不修，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人经商是“做生意”，“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生生曰仁”（程颐语），经商符合天地之大德，是做“仁”事，和一般有了钱经商谋利发财者迥然不同。
与徽州商人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的戴震，用自己的语言准确贴切地概括了徽州商人“贾而好儒”的特点“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确实如此，历史上，徽州商人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儒，或亦贾亦儒。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多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风焉”，总是“以儒术饰贾事”，“实贾服而儒行”，“咸近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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